本世纪最大的商机正越来越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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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世纪最大的商机正越来越清晰　　　　当前，下一轮工业革命正越来越清晰：资源生产力是需要重视的领域，它将为企业带来巨大的机会。
　　风投Greylock 的合伙人Reid Hoffman称，在未来 15 年，来自中国、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 25 亿人将步入中产阶级。他们将需要高楼大厦来居住，需要超市来购物。他们需要智能手机，汽车，牛排，空调，宠物服装，迪士尼乐园的假期还有沙发靠枕。
　　今天，地球上养活 20 亿中产阶级已经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还怎么再养活 25 亿中产消费者?
　　很多观察家认为，这种空前的经济增长预告着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垮台。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于自然资源的需求呈暴发性增长，这将导致大量不可控的碳排放，水资源战争，大规模植被破坏，贫富差距迅速扩大。
　　麦肯锡咨询公司的能源专家 Matt Rogers 和斯坦福大学教授 Stefan Heck 对未来的观点更加乐观一些。
　　他们认为，资源的有限性和对于自然资源和最终产品的无限需求之间的矛盾并不会带来灾难。相反地，这种矛盾将成为“本世纪最大的商机”。资源的短缺将促使企业采用新的技术，新的生产流程，新的管理方法，这些新的措施将加速社会创新。
　　随着全球中产阶级人口的增长，创业者将有大量机会来建造更高效的工业和商业生态系统。科技和工业将会以一种全新的，不可预期的方式碰撞。这些部分由短缺带来的碰撞，会给社会产生更大的统一和繁荣。
　　以汽车工业为例，过去一个世纪，汽车的生产流程不断改良，来增加销量，提高全球竞争力。它建立了经销商、服务站、道路、高速公路、停车场、快餐店穿梭餐厅的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非常强大，且无孔不入，以至于驾车在美国就跟呼吸一样自然。
　　尽管汽车文化已经形成，但是汽车产业整体来说还是非常低效的。
　　这种低效率不仅体现在雪佛兰 Camaro(变形金刚中的大黄蜂)每加仑油仅能跑 14 英里。即使是那些节能车开着的时间也没有停着的时间多。汽车平均的上路时间仅有 4%。而在汽车使用的这有限的时间里，它也非常耗费能源。
　　大多数私家车95%的时间躺在了车库或停车场。而在使用时，每辆车的平均载客量还不到两个人，即使大多数汽车有五个座位。道路使用同样非常低效。高速公路只有在容纳10%以下的车辆时，才能达到最大通行量(每小时每车道2000辆车左右)。
　　随着车辆的增加，交通拥堵就会降低车速和通行量。大多数道路一般每天只有一次，且只在单向行驶达到最大通行量。
　　公用事业领域的资源利用情况也与此类似。在特定时段，美国输配电产能的利用率仅为 20 %—40%，发电厂的产能利用率仅为40%左右。煤电厂的热量效率在过去的50多年都没有显著提高，这种情况在过去一百年内众多行业中实属罕见。比如，汽车燃油效率的提升一直低于经济生产率的增长。
　　物理学家和环境学家 Amory Lovins 认为，汽车中绝大部分能源消耗在了热量散发，轮胎磨损，空转和空调等配件系统上，推动沉重的车身前进也是种浪费，只有不到 1%的能源是用来带动驾驶员前进的。同理，道路的使用率最高也只达到 5%。
　　然而，最近几年，由于能源短缺推动的科技创新却集中在汽车电池，消费电子，信息技术等方面，而没有大幅改进引擎系统。
　　特斯拉和丰田正在生产高扭矩低耗费的电动汽车。Zipcar，Uber及其它类似服务已经使得共享汽车像拥有汽车一样方便可靠。这样就让更多的车行驶在路上，而不是停在停车场里。
　　无人驾驶技术最早将于 2017 年面向大众市场，在这股风潮中，Google是先行者，而几乎所有的大型汽车厂商和科研机构也在不懈地追求着这个目标。这样的技术带来的驾驶的高效率最终会使 4 车道高速公路达到 32 车道高速公路的通过量。
　　未来的汽车不仅更加节能，而且更加便宜，用户更广，更加便利、快捷。得益于自动驾驶技术和汽车共享服务，盲人和老年人也能不需帮助就去他们想去的地方。找车位会像拨号上网一样被淘汰，郊区的那些不再停车的车库将可以通过Airbnb和其它分享平台出租给无数新创企业作为办公场所。
　　资源利用率的长期低效不可能通过金融工程或离岸生产来解决，需要根本性的解决方法。这些挑战代表了前所未有的机遇，通过改革商业和管理流程，可以更有想象力、更高效地生产和使用资源。
　　事实上，与其说会出现资源短缺，还不如说大量商业机会将创造出数万亿美元的利润，重新激活全球经济。
　　要了解这一新的时代背景，不妨重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年)，亚当•斯密将生产要素分为三大类：劳动力、资本和土地(广义指任何能够利用土地生产或开采得到的资源，或者可以再利用的垃圾)。
　　前两次工业革命偏重于劳动力和资本的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工厂和有限责任公司，从而迅速提高了生产力。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为人类带来了石油、电网、生产线、汽车、配有电梯和空调的摩天大楼，并创造出科学管理理论，从而实现了公司的全球化经营。
　　但是两次工业革命都没有重点关注亚当•斯密的第三项生产要素，即土地和自然资源。
　　下一轮工业革命正越来越清晰：资源生产力是需要重视的领域，它将为企业带来巨大的机会。
　　哪怕只是认识到系统的精细程度以及有很多变量同时交互作用，就能让任何一家公司占得先机。开始时建少量简单的软件模块将为成功打下基础。美国配电公司的案例很有启发性。
　　美国电网的铺设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工程杰作，但是电网的基础技术在爱迪生和西屋电气时代之后改变甚少，电路平均有40年的历史，有些甚至存在了一个世纪以上。电网也已经老化。
　　对电力公司及其客户而言，这种状况造成了可靠性的下降、成本的增加和风险的加剧。普通的电力公司通常在接到客户投诉时才会发现电力网络的问题，而不是主动发现问题。变电站发生问题时，经常需要派维修工人去现场拧一下开关，而不是由中央控制室做远程修复，或者最好是让电网能自动感知到问题，自动修复或绕过问题线路。
　　公用事业企业必须克服自身的低效与时俱进。例如，随着在房顶铺设太阳能面板的业主不断增多，电力公司失去了越来越多的大客户。电力企业现在必须思考如何将富余的电力整合到电网中供客户使用。
　　一旦电动车大规模普及，电力公司必须适应写字楼内安装的充电桩被拔下、移动并插到其他地方。电力公司必须培养实时的整合能力，不仅包括自身的业务所做的工作，还包括整个电网上所有相关方所做的工作。
　　大数据时代的降临也带来重大影响。目前，一家电力企业每年平均收集约6000万个数据点，涵盖500万客户和全年12个月的月度账单。一旦智能读表、分散式发电和电动车辆大规模普及，电力公司必须每天处理50亿个数据点。
　　几乎需要重新设计整个电网，才能实现新型固体变压器的全部收益，并保证能自动发现和解决问题，另一方面随着太阳能价格的持续下降，数百万屋顶的太阳能电板相当于小型发电厂，电力公司还需要将这些分布广泛的小型太阳能发电厂的电力汇总到整体的大电网。
　　总的来说，高效利用原材料、水和能源等各种资源，意味着更聪明地使用它们。这就是网络和平台要做的事情。过去十年，通过LinkedIn，Facebook和Twitter这样的平台，我们可以很好地分享人和机构的信息，并且创造了关系、网络、信息流的实时图景。
　　我们需要更多创新的，是在物联网领域，即，将物品链接到互联网，甚至与其它物品相连。通过越来越大规模的网络连接，资源利用率可以大幅度提升。
　　例如，特斯拉可以比其它汽车厂商更了解消费者如何使用其产品，因为特斯拉汽车可以发回汽车在何时何地被怎样使用的信息(在消费者同意的情况下)。这些信息也将帮助特斯拉决定未来针对产品，应做出哪些优化。
　　在Greylock，Josh Elman 领投了一家叫做SmartThings的公司，这家公司正在开发世界的“物理图谱(physical graph)”的平台，让不同的家用产品连接到网上。
　　今后，我们将可以收集上百万冰箱和恒温器的数据，并利用这些数据来降低冰箱的能耗，并且让所有产品用起来更方便，更有趣。这种大环境下，无穷无尽的机会在等着创业者。
　　这并不是说大幅提高资源利用率以满足中产阶级快速增长的需求是件容易的事情。
　　事实上，不是所有公司都会欢迎这个挑战，但是寻求更有效利用资源方法的公司将会缓解未来 15 年暴增的中产阶级所带来的压力。
5中央部委的用人逻辑
　　　　今年虽不是换届之年，无论级别还是规模，都无法与十八大前后的人事调整相提并论。但与往年相比，一些重量部门、关键岗位官员的任免仍非常罕见，透露出中央新一届领导集体在用人上的新信号。
　　同时，由于受到史无前例的反腐的影响，人事调整变得更加复杂和受人关注。
　　提拔干部注重履历的完整
　　正常的新老交替仍是这轮调整的主旋律。《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梳理发现，近期多数的人事变动，都是因为卸任者年龄到线。
　　比如，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雒树刚接替蔡武担任文化部长，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外宣办主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蔡名照接替李从军担任新华社社长，钱小芊接替李冰担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就是由于蔡武(1949年10月出生)、李从军(1949年10月出生)、李冰(1949年11月出生)都已年满65周岁，到了正部级的退休年龄。
　　因为年龄原因，部委领导调整幅度最大的要数国家发改委。
　　自去年12月以来，国家发改委的领导班子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由于年龄原因，原副主任解振华、朱之鑫、吴新雄、徐宪平相继离任。新上任的副主任则包括努尔·白克力、张勇、王晓涛。
　　现年53岁的努尔·白克力曾在北京上过学，汉语流利。从新疆大学政治系毕业后，多年来一直在新疆工作，历任新疆大学团总支书记、党委常委、喀什地区行署副专员、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乌鲁木齐市市长等职。
　　2003年4月，努尔·白克力出任新疆党委副书记，后兼任自治区政府副主席。2008年1月，46岁的他当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主席，跻身正省部级，2012年11月当选十八届中央委员。
　　努尔·白克力并没有能源方面的背景，此次接班吴新雄出任国家能源局局长，成为近年来首度进入政府宏观经济部门，担任“一把手”的少数民族干部。
　　另一位正部级副主任张勇，此前主管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出生于1953年9月的张勇，曾长期在原国家计委任职，2001年调入国办秘书二局，2003年升任国务院副秘书长，2013年3月调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出任局长、党组书记。
　　张勇离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后的空缺，目前已由国务院原副秘书长毕井泉接替。
　　经过此番调整后，目前国家发改委共有9名副主任。排在第一位的是刘鹤，之后依次是何立峰、努尔·白克力、张勇、穆虹、连维良、林念修、胡祖才和王晓涛。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轮调整中，发改委副主任穆虹也顺利跨入正部序列。自2014年1月起，穆虹开始担任中央深改办专职副主任，同时兼任发改委副主任。现穆虹已升为中央深改办常务副主任。
　　中央深改办主任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沪宁兼任。舆论认为，穆虹此次明确为正部级，既是对其业务水平、组织协调能力的肯定，也沿袭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兼任一把手的单位常务副职的配备惯例。
　　此外，国务院下属各机构中，国土资源部、国资委、南水北调办也有副部级以上官员“新老更替”，卸任者全部到龄退休。其中，张德霖接替张少农任国土资源部副部长，并继续担任国家土地副总督察(专职);国资委原人事局长刘强升任国资委副主任，国资委原副主任黄淑和、金阳卸任;中办原副主任王仲田接替于幼军，转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副主任。
　　从上述的人事调整中，不难发现新老交替已成为一种常态，而在这种交替中，被提拔干部履历的完整显得愈发重要。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梳理后发现，这轮提拔的每一位高级干部，基本都是从最基层的科级干部开始干起，一步一个脚印，逐步走到高位的，很少被跨级提拔。有分析认为，这一现象与习近平2013年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脉相承。
　　在那次会议上，习近平说：“干部成长是有规律的，年轻干部从参加工作到走向成熟，成长为党和国家的中高级领导干部，需要经过必要的台阶、递进式的历练和培养。我们不能唯台阶论，但必要的台阶也是要的，一步登天在现在这个时代是行不通的。”
　　反腐引起人事连锁反应
　　除了正常的届龄退休之外，反腐对本轮调整也有着显著的影响。由于原任职者在反腐风暴中落马，组织部门不得不通过人事安排，填补其留下的空缺。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纪委查处中央统战部原部长令计划后引起的人事连锁反应。
　　令计划涉嫌严重违纪接受调查后不到一周，中共中央就做出决定，由天津市原市委书记孙春兰出任中央统战部部长。而孙春兰留下的空缺，则由天津市市长黄兴国代理。
　　黄兴国曾长期在浙江省工作，历任中共象山县委书记、台州市委书记、浙江省副省长，1998年被提拔为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2003年11月，黄兴国调离浙江，出任天津市委副书记，2008年当选天津市长。
　　另一个例子是外交部原部长助理张昆生。今年年初，张昆生因涉嫌违纪接受调查，成为2012年11月中共新领导层上台以来，首个落马的外交高官。
　　张昆生此前在外交部4位部长助理中排名第一，并兼任礼宾司司长。他被调查后，礼宾司司长一职由新闻司司长秦刚补缺，而新闻司长则由部长助理刘建超兼任。这也是继2006年后，刘建超第2次担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
　　由此不难发现，在补落马官员的职务空缺时，常常会引起人事变动的连锁反应，A落马，B补缺A，C再接任B……这也给组织工作带来很大的挑战。因此，官场有个形象的说法：王岐山(中纪委书记)一发力，忙坏赵乐际(中组部部长)。
　　中财办扩军
　　近期，一些机构得到充实，也是这轮人事变动的一个重要因素。
　　去年底，随着浙江省委原副秘书长舒国增的加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中财办)的领导层再次扩军。
　　作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中财办长期以来一直比较精干，领导层一般是二至三人组成。但十八大后，随着中央对经济工作的重视，以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领导人数的增加，中财办也不断地得到充实和加强。
　　目前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有四位政治局常委，包括组长习近平、副组长李克强以及刘云山、张高丽两位成员。超过半数政治局常委参加财经小组的领导工作。中财办的扩军也被认为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高规格配置的一种具体体现。
　　舒国增在2008年5月任浙江省委副秘书长、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在此次进京之前，他曾长期在浙江工作，是浙江有名的“笔杆子”。
　　舒国增此番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之后，中财办呈“一正五副”格局。在主任刘鹤之下，副主任包括陈锡文、杨伟民、易纲、韩俊、舒国增等5人。
　　这6人中，刘鹤兼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中央深改小组经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负责人，陈锡文、韩俊分别任中农办的正、副主任，易纲还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
　　分析认为，在这轮调整中中财办的扩军，不仅是规模的扩大，也是职能范围的扩充，广泛参与宏观经济决策、经济改革、三农、金融等诸多方面。
　　学者官员受青睐
　　在本轮人事调整中，多个案例表明，专业背景越来越受重视。尤其是数名大学校长走出校园，踏上仕途，成为近期人事变动的一大亮点。这中间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清华大学原校长陈吉宁接任环保部部长。
　　现年51岁的陈吉宁是水污染治理的权威专家。1986年清华大学毕业后，他即赴英国求学，获得英国帝国理工院博士学位。1998年回清华任教，历任环境工程系主任、副校长，2012年1月开始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值得注意的是，陈吉宁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从正厅级擢升到正部级。
　　舆论认为，尽管环境恶化形势日趋严峻，但地方及部门为护航GDP增长，往往不敢大刀阔斧治污;由学界出身的陈吉宁掌管环保部，有助抽离利益纠葛，全力推进治污实现“美丽中国”。
　　陈吉宁此番履新，也使得他成为目前国务院组成部门中最年轻的“一把手”。有分析指出，陈吉宁的晋升反映出中共拓宽干部选拔的来源，从高校招揽从政人才。
　　在这轮调整中，出任部委领导的高校校长还有北京大学原校长王恩哥、中国科技大学原校长侯建国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原校长怀进鹏，他们三位分别出任中科院副院长、科技部副部长和工信部副部长。
　　更早前，外交部旗下研究机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曲星，确定出任中国驻比利时大使。北京工业大学前校长郭广生，确定出任北京市委副秘书长，属正局级干部。
　　推动学者从政，显然已成为中央人事任命的新现象。去年11月，中办印发的《2014-2018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就首次提出，要从高校及科研院所等单位里，培养和选拔党政领导班子成员。
　　当时，北京市就任命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北京大学知名学者张颐武等8人，挂职北京市政府部门和市属国有企业，担任副局级领导职务一年。
　　强调专业背景，不仅让一大批学者学而优则仕，也使得那些具备专业知识的官员有了新的用武之地。
　　今年2月13日，刘赐贵在海南省五届人代会上全票当选省长。刘赐贵是福建泉州人，与海洋渊源颇深，他曾在沿海大省福建工作30多年，历任省海洋与渔业局局长、龙岩市长、市委书记、厦门市长等职。2011年调任国家海洋局局长。
　　此番赴海南岛任职，熟悉沿海城市管理、海洋经济开发的刘赐贵可谓是找到了“专业对口”的工作。而履新一个多月来，他已开始赴基层多地调研，并在多个场合谈及“海洋经济”，已然进入了新角色。
　　中央新一届领导上台后，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分析认为，这事实上也对干部队伍提出了新的要求。没有一个高素质的官员团队，就无法实现国家的有效治理。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昕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政府决策的专业化水平要求愈来愈高，决策班子应具有更高的专业背景。
　　他认为，在这轮调整中，中央有针对性地在一些地区和部委配备专家型官员，就是旨在推进领导班子向科学化与专业性发展，推进改革决策的科学性与专业性。
　　文宣系统再配置
　　在这轮调整中，中共文宣系统也出现了“大挪移”。自2014年底至今，中宣部新增两名副部长蒋建国、崔玉英，三名副部长雒树刚、蔡名照、黄坤明职务分工有变，原副部长蔡武退休。文化部、国新办、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华社等机构的“一把手”，也因此发生了连锁反应。
　　去年12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任命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雒树刚为文化部部长，接替已年满65周岁的老部长蔡武。
　　现年59岁的雒树刚长期从事理论研究工作，历任《求是》杂志社政理部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秘书长、理论局局长。
　　雒树刚在2000年4月升任中宣部副部长，8年后担任常务副部长，步入正部级官员序列，并兼任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雒树刚同时还是十七届中央纪委委员、十八届中央委员。
　　这次雒树刚出任文化部部长，也是继去年6月原辽宁省长陈政高出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之后，本届国务院自2013年3月组成以来迎来的第二位新任正职官员。而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转任文化部部长，这也是历史上首例。
　　仅几天后，中宣部另一位副部长蔡名照职务也发生了变动。
　　2014年12月31日下午，新华社召开干部大会，中组部副部长潘立刚受组织委托，宣布蔡名照任新华社社长、党组书记;李从军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新华社社长、党组书记职务。
　　之前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外宣办主任、国新办主任的蔡名照，在新华社工作过20多年，曾任新华社江苏分社记者至新华社副社长。此外，他还担任过人民日报总编辑、中共十八大新闻发言人等职。
　　雒树刚、蔡名照履新后，空缺的职位分别由黄坤明、蒋建国接任。
　　现年58岁的黄坤明是福建上杭人，曾任福建省永定县委书记、龙岩市市长，并在1999年调任浙江，历任湖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嘉兴市委书记、浙江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2013年10月上调北京，担任中宣部副部长。
　　蒋建国则是籍贯湖南，在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前任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党组书记、副局长。
　　随着黄坤明、蒋建国两位部领导的到位，中宣部又迎来了该部门历史上首位少数民族女性副部长。
　　今年2月，国新办官网更新，明确该办副主任崔玉英已出任中宣部副部长。官方资料显示，今年57岁的崔玉英是藏族，曾长期在西藏工作。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刘旭淘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文宣系统此轮的大调整，符合中共一贯提倡的干部交流原则。
　　同时，他认为，这一轮人事调整后，将有利于中共宣传口在管理思路、管理手法等问题上进行创新变革。同时，进一步体现新一届领导集体强调话语权、大外宣的要求。
　　据媒体报道， 2012年9月，崔玉英在第五届东盟(即亚细安)与中日韩媒体合作研讨会上发表主旨演讲时就曾表示，亚洲媒体缺少强势平台和权威地位，在信息获取上严重依赖西方媒体，在世界舆论格局中的传播力、话语权、影响力还十分有限，因此“传播亚洲理念、发出亚洲声音、扩大亚洲影响是亚洲媒体的共同使命和责任”。
　　中纪委显现垂直化
　　今年以来，多名纪检工作经验丰富的中纪委官员“空降”地方任职，其中还包括两名中纪委常委。
　　据《广西日报》3月26日消 息，中纪委委员、监察部副部长于春生调任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书记。
　　此前在1月15日，中纪委常委姚增科调任天津市纪委书记，两天后，另一位常委崔少鹏“空降”吉林，任该省纪委书记，
　　1960年出生的姚增科，在纪委系统的资历很深。1983年大学毕业后，除了一年短暂的地方挂职经历，他几乎一直在中纪委任职。他曾在中纪委多个纪检监察室工作，这次履新前是监察部排名第一的副部长。
　　崔少鹏到吉林履新前，也长期扎根中纪委。他曾在中组部、中央办公厅、中纪委的研究部门工作，并曾任中纪委新闻发言人。崔少鹏不仅有多年纪检工作经历，还曾长期从事组织工作。不少接触过他的人都评价他“思想解放、平易近人”。
　　通过整理公开报道的资料，《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统计发现，中共十八大至今，已有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调整了纪委书记的人选，包括天津、河北、山西、辽宁、吉林、上海、福建、广西、重庆和西藏。其中，有超过一半的纪委书记为中央“空降”。
　　除了上述的姚增科、崔少鹏以外，2013年11月，中纪委常委侯凯从审计署副审计长岗位，调任上海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去年9月，中纪委常委、时任监察部副部长的黄晓薇被任命为山西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
　　此外，去年1月，曾在中纪委任职多年的王拥军，从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任上，调任西藏区委常委、纪委书记。
　　除了纪委书记一职以外，中共也从中央“空降”多名纪检工作经验丰富的干部，出任地方纪委领导。
　　例如，去年12月，曾任中纪委监察部第三纪检监察室主任的迟耀云调任山西省纪委常务副书记。今年1月，中纪委副秘书长刘明波“空降”安徽省，出任该省纪委常务副书记。
　　分析人士认为，中纪委“空降”官员任职地方，有利于破除中国地方官场关系网，扫除反腐阻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教授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随着反腐的深入，对纪检干部的要求也有所提高，选派具有丰富经验的纪检干部到地方任职，将有助于提升地方反腐的水平和效率。
　　同时，任建明认为，新推行的纪委“垂直化管理”做法，也是进一步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需要。
　　2013年11月，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纪委工作双重领导的改革方向，要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特别强调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同时指出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意见为主。
　　舆论认为，这可以让地方纪委系统，进一步独立于地方党委，既加强了对地方党委的监督，也增加了中央纪委对地方纪委的控制权。
　　今年1月30日，中央深改组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三份关于纪检干部选任的重要文件：《省(自治区、直辖市)纪委书记、副书记提名考察办法(试行)》、《中央纪委派驻纪检组组长、副组长提名考察办法(试行)》、《中管企业纪委书记、副书记提名考察办法(试行)》，被认为是增强纪委独立性和权威性的具体措施。
　　任建明表示，从近期人事调整看，中纪委对地方的统筹协调和影响作用在加大，尤其是在重要地方权威性的提高，“这显示中纪委将继续保持反腐败的高压态势，同时加大制度改革力度。”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作者:蔡如鹏6我们现在需要一个思想革新运动(一)　　本文节选版刊载于《天府新论》2015年第2期
，作者:谢遐龄、干春松、曾亦、程乐松
　　干春松：据我所知，谢老师您早年在清华求学，学理工科出身。您家里兄弟三人后来都转入人文学科和思想领域研究，尤其是谢选骏先生后来成为了著名的自由撰稿人，还参加了《河殇》的撰稿工作。您兄弟三人在学科研究领域的兴趣转变是何时形成的?
　　谢遐龄：这个事情说来话可就长了。我籍贯温州。祖父先到上海。家父15岁从温州到上海。1952年从上海调到北京外贸部工作;翌年我们全家随迁北京。当时我国外贸的“客户”主要是社会主义国家，中苏关系恶化后，外贸部业务锐减，只好精减。兼之家母受不了北方的寒冷，家父要求回上海;那是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上海回不成，上海附近的苏州无锡也进不去，只有再远些的南通市还可进，于是举家迁徙到江苏省南通市。那年我正在高中三年级，独个留在北京准备考大学，所以与南通的缘份比两个弟弟要浅些。我是兄弟三人中的老大，谢选骏是小弟弟，老二叫谢松龄。
　　《河殇》第一稿是谢选骏独力完成的。谢选骏极富独创性。《河殇》中的主要思想我很熟悉，是我们三兄弟在家里读汤因比《历史研究》讨论时选骏头脑里冒出来的。那书是文革末期为批林批孔新华书店放出一批“禁书”时谢松龄陪他去抢购到的。
　　1966年6月，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刚好大学四年级，在北京郊区参加一期“四清”回校。那时候清华大学还是六年制。老二谢松龄还在读初中二年级，谢选骏念着小学五年级。这时文革开始了，他们就没有书念了。文革，正如毛主席说的，一批闯将出了名。我一不小心、糊里糊涂地就被打成“反革命”，成了“闯将”。就是“造反派”吧。开始气氛很恐怖啊。毛主席发话、周总理亲自到清华大学为我们这些冤枉当了“反革命”的大学生平反，负面转为正面。于是理所当然为毛主席冲锋陷阵啦。那时候对弟弟们影响比较大，于是他们也参加当地造反派，在南通“造反”。后来，1968年，运动开始“收”了，我也被抓起来了，南通很乱，谢松龄遵照父母意志，逼着谢选骏在家里念书，目的是关在家里不得外出，免得吃流弹。从那段时间开始，他们读了大量的书。
　　干春松：我想问一下，您以前参加的清华的造反派是哪个组织?
　　谢遐龄：井冈山，团派。
　　干春松：那您被抓起来，是由于文化大革命收拢了，还是有别的原因?
　　谢遐龄：我是中间犯事了。1967年夏。
　　干春松：这个方便讲吗?
　　谢遐龄：这个当然方便讲了。全国政协增补我为委员的时候，那段历史在政协常委会上都公布过的。材料写得很清楚的。最初的结论，清华大学工宣队做的，给我两条罪名，即“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论是“实属敌我矛盾。经审查，谢基本上交代了自己的问题。现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就是当时我“犯事”的“罪名”。平反结论是1978年3月做的，对原结论用的“推倒”一词。拖到8月，还等不到平反结论，没法儿录取，复旦哲学系请研究生招生办公室打电报询问、索要，才寄达。
　　干春松：您怎么恶毒攻击的?
　　谢遐龄：唉，不少是很多人都在讲的，不算创见。比如“周总理跟林副主席不是一派”，这属于“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有点儿自己见解的是指文化大革命一些现象是“宗教崇拜”——这属于“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上，运动既然是路线斗争，就有个站队问题;站队不就有派别了?当时毛主席就讲过“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开始审查我时还有个“恶毒攻击林副主席”的罪名，是我的“罪行”最主要的依据。作结论时林彪已死，罪名不减，理由是“你攻击时林副主席没出问题”，所以“你攻击的是党”。实际情况是：我说“‘揪军内一小撮’不是王力、关锋、戚本禹提出的，是林副主席提出的”，“唉，林副主席怎么会这么‘左’?太失策了!”这哪里是攻击?这是私下的评论，没有攻击的意思。后来中央文件讲，在清查“516”过程中揭发出大量的林彪乱军材料。这才明白隔离审查我们意图所在。
　　被放出来以后，我被派到部队农场继续改造。本来改造的期限是一年，但拖拖拉拉不断延期，大概当时有关部门顾不过来，最后搞成两年。
　　文革期间有个中央文件，很有名的，主题是“两个估计”：认为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的，认为解放以后十七年的教育也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因此，所有的大学生毕业了之后都要接受工人、农民、解放军的再教育。于是大学生有的要到工厂里劳动，有的到农村劳动，像我们，则到解放军部队劳动。
　　干春松：好像认为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谢遐龄：你说的是毛主席一条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发布这条指示时，我已经在部队农场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住在河北省一个村里——莲花池村。半夜里集合，绕村里土路游行几圈欢呼、拥护。完整的说法是接受工人、农民、解放军——工农兵的再教育。毛泽东的设计中也分成三个路子，其中有一些人直接分配到单位、分配到工厂里，还有零散下插到农村的，不像我们要专门集中起来再教育。而在集中起来再教育的这批人中，清华的毕业生则非常多，占了很大比重，因为当时清华校园里正在武斗。这也是个特殊的背景。
　　干春松：劳动结束以后，组织给您分配了什么工作呢?
　　谢遐龄：我的情况还跟别人不一样。其他人都分配工作了，我回学校继续接受审查。这是因为中间我搞了一个“翻案”，把我原来承认的一些东西推翻了。于是组织上认为我不老实。可实情是我之前被迫承认的事情很多不是事实，必须恢复真象。
　　干春松：您回到学校之后，被审查了多长时间呢?
　　谢遐龄：三年。在三年时间中，我参加劳动、接受审查，有一段时间还被关起来隔离审查。
　　干春松：我读过孙月才先生编的《文革十年日记》，在他的介绍中，隔离审查的过程还挺罗嗦的，总是要没完没了地写各种材料。这个环节中组织肯定要让您交待几件特定的事的，要是没有讲清楚，隔离审查不会结束。但是由谁来确定您是不是交待清楚了呢?清华当时有这样一个机构吗?
　　谢遐龄：有啊，专案组啊。专案组是一个大机构，给每一个人都设立了专案小组。专案小组成员少则一两人、多则三四人来负责你这个案子。
　　在审查和劳动都结束以后，给我分配了工作，让我回“原籍”了——回到家庭所在地江苏南通工作。但是给我身上带了这几个字：“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事实上还是认定我的问题就是“敌我矛盾”。
　　干春松：您回到南通以后，从事什么工作呢?
　　谢遐龄：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当时南通市好像已经不属于南通专区了，但还是县级市。南通专区原先有一市六县，那时南通市属于南通专区。当时南通专区由剩下的六县组成。南通市升级为地级市是后来的事。再若干年后南通专区取消，六县归并入南通市;南通市成为若干城区和几个县并存的格局。家父希望我分到南通市。他是“中央下放干部”，跟当时的地委组织部长常打交道，很熟，说得上话。虽然南通市不归专区管，但地委和专署都在南通市，专区还有几个大厂在南通市。组织部长说这几个厂都很需要人，到地委工作也行啊，留在南通市没问题。然而一收到调令，部长就没辙了。她告诉家父：清华指定，一定要放到最基层去锻炼。这是因为我在给结论签字时写下三条保留意见，表示不同意结论中给我加的罪名。工宣队认为我态度不够好，虽然没有扣留我、不予分配工作，但结论中没写我态度好——意思就是认罪态度不好。
　　我临离校时工宣队负责人把我叫去训话：“你要向邓小平学习，保证永不翻案。”我回答：“我不会翻案。是问题，想翻也翻不了;不是问题，到时候用不着我去翻。”那位工宣队员说：“哼，你就等着有个比清华工宣队水平还高的单位吧!”
　　于是，我不能到本来安排好的位于市区的南通机床厂了，只能下到县里去。可是到了县里以后，县委组织部告诉我，要我当中学教师。这下可把我们家里人吓坏了。报到前，亲友很有预见，反复跟我说，千万不能当教师;说那可太危险了。我还安慰他们说，组织给我认定的是敌我矛盾，阶级敌人啊!组织不可能派我当教师的。没想到，那个县委组织部没把这事看得很重，严肃地跟我讲：人民教师，很光荣嘛。我一想，我这敌我矛盾就这么人民了?还有寒暑假，那就去吧。就这样当了5年中学教师。
　　干春松：我在想您当时是教什么课程呢?因为后来您从事了哲学研究，您如果当时是教了五年语文或者政治课，这倒比较容易理解。
　　谢遐龄：我先是教了物理和英语，后来什么都教，除了政治课没有敢让我上，体育课、语文课、化学课、数学课，我都教过。不过挂名物理教师，正常的话我教物理、英语。其他教师忙不过来时还教化学、数学。反正就是除了政治课，我什么课都上过。
　　干春松：您教完五年中学后，考研究生也可以考很多地方，可是为什么却选择了复旦呢?
　　谢遐龄：我考大学的时候就想考到上海去。那时候家里很穷，1961年，我家就搬到了南通。我1962年考大学，当时想着能离家近一点好。家父是温州人，年轻的时候到上海工作，现在回到南通他也老大不愿意，所以他也希望我去上海。而考大学的时候，上海只有同济大学到北京招生，可我又不愿意去同济学什么造公路。所以我只好“被迫”考清华了，第二志愿报的北大。我对北大的生物物理比较感兴趣，但是“不幸”地落到清华去了。当然，我本来是想考哲学的，但是害怕背历史。考哲学得背7本历史书，我害怕。考数理化却很轻松，所以选了理工科。填报的志愿除了第二志愿，全是工科。这是随了当时的流行观点：国家搞建设，工科最需要人。
　　干春松：您在审查期间、在教书期间对哲学的兴趣也未见减少。当时有阅读一些哲学书吗?
　　谢遐龄：我在大学期间被老师批评为不务正业。我很“不幸”，从我念大学那一年即1962年开始，开始给本科生设班主任。当我开始念研究生即1978年，又给研究生始设辅导员。我是伴随我们党不断加强管理的过程而成长的(众笑)。两个加强管理的起动阶段，都给我赶上了。
　　大学期间，有一次，在考试期间，我一个人在校园里溜达，被我们班主任抓住了。他问：“谢遐龄，你在干什么呢?”我说我散散步，他过来就翻我书包，当然是很亲切地“野蛮”了一下。结果发现我书包里只装着两本书。一本大概是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到底什么书我记不准了，还有一本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或许因为考试期间而没装与考试相关的书，他指着《物种起源》说：你怎么看这种书?意思是你不务正业、怎么看这种书?这个书跟你有什么关系?这个说法很实际，跟我专业没有关系的书好像不能看。我当时只好找了一个理由，说我看这个书是为了更好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当然，后来这件事成为批判我的一条罪状：谢遐龄竟然说看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有助于学习马克思主义!
　　曾亦：您讲这个话也不算错。
　　谢遐龄：工科的老师思想没有像你这么“开阔”的!当时批判我的人给我安了很多罪状。比如，当时大家都要检讨自己头脑中的剥削阶级思想，很多人想尽办法的自我检讨。可我当时讲过这么一句话，我说，根据辩证法，事物是相互转化的，贫下中农经过剥削可以变成地主富农，那么地主富农为什么不可能变成贫下中农呢?好了，这话可又是一条罪状：谢遐龄竟然说地主富农可能转化为贫下中农!你说那个时候多有意思。
蜜言甜语出路出路，走出去了，总是会有路的。困难苦难，困在家里就是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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